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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于政法領域改革

　　2018年，適應新時代新任務新要求，政法領域改革進入系統性、整體性變革的新階段，改革的廣度、深度和力度不斷拓展。

　　（一）加強改革系統謀劃

　　7月，中央政法委召開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深入分析新時代政法領域改革的歷史方位，提出全面深化政法領域改革的總體戰略、目標任務、方法路徑，對開創全方位深層次改革新格局作出全面部署。中央政法委牽頭制定《關于政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實施意見》，從八個方面明確了全面深化政法領域改革的100項任務。中央政法單位研究起草了《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綱要（2018—2022年）》等改革規劃，對各自領域深化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二）推進黨委政法委和政法部門機構改革

　　——深化黨委政法委機構改革。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統籌推進綜治、維穩、反邪教工作職能調整工作，優化職責配置、機構設置、人員編制。

　　——積極穩妥推進跨軍地改革。按照“軍是軍、警是警、民是民”原則，公安邊防部隊、公安消防部隊、公安警衛部隊不再列武警部隊序列，全部退出現役；國家海洋局領導管理的海警隊伍轉隸武警部隊；武警黃金、森林、水電部隊整體移交國家相關職能部門并改編為非現役專業隊伍；參與海關執勤的兵力一次性整體撤收，歸建武警部隊。

　　——推進法院組織體系現代化。設立上海金融法院，增設北京、廣州互聯網法院，設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國際商事法庭，設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加強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設，積極穩妥推進省以下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

　　——完善檢察院組織機構體系。針對刑事檢察職能分段行使導致重復勞動、效率不高、內外銜接不暢的實際，優化刑事檢察機構設置，實行捕訴一體；從檢察機關受理民事行政申訴持續上升的實際出發，分設民事、行政檢察機構；著眼于公共利益代表的新定位和法律的新賦權，增設公益訴訟檢察部門。

　　——推進公安機關機構改革。積極推進現代警務管理體制改革。堅持“警是警、政是政、企是企”原則，建立統一高效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組建國家移民管理局，加強對移民及出入境管理的統籌協調。調整行業公安機關管理體制，規范和加強行業公安機關工作和隊伍建設。

　　——推進司法行政機關機構改革。重新組建司法部，統籌協調法治工作以及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刑事執行、公共法律服務、法律職業資格管理和普法宣傳等職責。

　　（三）深化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改革

　　——完善制度設計。中央政法委制定《關于進一步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全面提升司法效能的意見》《關于加強司法權力運行監督管理的意見》，破解案多人少、監督管理難題。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意見》《關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主審法官會議工作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關于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審判委員會制度的意見》等，進一步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新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完善司法辦案組織設置及運行辦法、檢察官聯席會議規則等文件，形成司法責任制“1+5”制度體系。

　　——深入推進員額制改革。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普遍實行員額省內統一調配，基本實現員額配置向基層和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區、單位傾斜。員額遴選實現常態化，2018年，全國法院和地方檢察機關分別遴選員額法官、員額檢察官12.35萬名、7.07萬名，分別占中央政法專項編制的33.8%、35.8%，專業化建設成效顯著。

　　——夯實辦案責任。全國法院普遍建立“誰審理、誰裁判、誰負責”的辦案機制，強化獨任法官、合議庭辦案主體地位，完善院庭長辦案常態化機制，直接由獨任法官、合議庭簽署的裁判文書達98%以上。最高人民檢察院積極推行檢察長出庭支持公訴、列席審判委員會會議制度，倡導檢察長帶頭回歸辦案一線，承辦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指導各省級檢察機關完善轄區三級院檢察官權力清單，落實“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要求。

　　——加快構建管理監督新機制。最高人民法院細化“四類案件”監管方式，推行類案及關聯案件強制檢索制度，推廣“智審”等類案智能推送系統，加快研發量刑規范化智能輔助系統，開展“同案不同判系統預警平臺”試點，建立完善專業法官會議制度，推動法律適用統一，加強審判監督管理。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真研究構建新型監管機制，依托信息化，加強流程監控與案件管理，突出“指控證明犯罪”的重點疑難問題發布指導性案例，統一檢察辦案標準。

　　（四）深化訴訟制度改革

　　——深化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完善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并增設速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指導全國各級法院認真落實庭前會議、非法證據排除、法庭調查“三項規程”，推動庭審實質化。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公訴案件證據審查、刑事抗訴、出庭舉證質證工作指引，會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出臺相關制度規定，推進刑事訴訟程序與監察委員會調查程序有機銜接。公安部制定《關于建立健全公安機關執法全流程記錄機制的意見》，打造全面覆蓋、有機銜接、閉環管理的執法全流程記錄鏈條。

　　——深化刑事執行制度改革。司法部推動建設新型監獄體制，探索完善監獄和社區矯正相互銜接、統一協調的刑罰執行體制，部署建立全國統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持續推動戒毒工作規范化建設。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對監獄的巡回檢察試點工作。

　　——深化民事訴訟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深入推進“分流、調解、速裁、快審”機制改革，實現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出臺《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擴大“移動微法院”改革試點，推廣建立與互聯網時代相適應的訴訟模式。

　　（五）深化便民利民改革

　　——深化法院、檢察院便民利民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31條舉措，加強審判流程、庭審活動、裁判文書、執行信息四大平臺建設，全面推進集網上立案、交費、證據交換與質證、開庭、送達為一體的網上訴訟服務平臺建設，在1300多家法院實現了跨域立案。最高人民檢察院“12309”檢察服務中心網絡平臺在全國上線運行，為群眾提供集檢察服務、檢務公開、接受監督等功能為一體的綜合服務。

　　——深化司法行政機關便民利民改革。正式上線中國法律服務網，面向公眾提供法律事務咨詢、法律法規與案例查詢、證明事項清理投訴、信用信息公開等公共法律服務，用戶訪問量突破9500萬人次。截至2018年底，全國建成縣（市、區）公共法律服務中心2917個、鄉鎮（街道）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39380個。牽頭開展證明事項清理，力除各類煩民證明事項，服務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開通“群眾批評——證明事項清理投訴監督”平臺。組織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全國65萬個村（居）擔任法律顧問，基本實現村（居）法律顧問全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