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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29日，由北京市法學會主辦的第七屆首都法學家論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法治進程——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北京聯合大學召開。

　　辛亥革命成功前后，中國的仁人志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形成的多種學說和思想觀點需要歷史做出全面認識和客觀評價;中國共產黨90年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形成的一系列指導思想、民主制度、司法實踐需要系統整理，用以指導我國當前的法治進程。因此，深入探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法治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論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和真知灼見。

　　一是充分認識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民主與法治進程中的領導地位，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以“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民主與法治奮斗的九十年”為題，分別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中國建設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后三個不同歷史時期解讀了中國共產黨如何實現將人民民主與法制建設緊密結合。李林教授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把“爭得民主”確定為黨的最低綱領的主要目標，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由于革命黨的角色和長期戰爭環境的局限，使得中國共產黨沒有足夠的機會和條件進行民主法治的實際訓練，這是導致新中國成立后30年中國民主法制建設迂回曲折的歷史原因;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加強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堅持以人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基本理論，逐漸探索出法治建設的正確發展道路，獲得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可以說，我們黨90年的戰斗歷程，是為人民民主與法治奮斗的90年，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把馬列主義的民主法制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逐漸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理論的90年，是不斷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發展道路、不斷取得新勝利和新成就的90年。

　　二、中國共產黨對依法行政的支持和推動，是中國依法行政能夠成功推進的前提與保障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卓澤淵教授對“中國共產黨與依法治國”這一命題進行了深入闡釋。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依法行政的支持和推動，是中國依法行政能夠成功推進的前提與保障。第一，中國共產黨的依法執政為依法行政創造了政治前提。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執政黨，是政治制度，也是憲法制度;是政治原則，也是政治現實。在中國建設法治政府，推進依法行政，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依法執政作為先導是不可能進行的。第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為依法行政培養了干部隊伍。各級人民政府和政府各個部門，是否能夠依法行政，根本上決定于各級領導干部。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在干部隊伍建設上積累的豐富經驗，建立的一系列規范和制度為確保選拔出優秀的人才提供了保證。第三，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改革為依法行政提供了政治動力。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社會民主，將社會民主與黨內民主相結合，將高層民主與基層民主相結合，將依法治國與民主政治相結合。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自身改革，是依法行政的政治動力。

　　三、要繼續堅持并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把維護好、實現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法治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王振清副院長以“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必須始終堅持群眾路線”為題，認為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到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延安整風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七大以來，在司法工作戰線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堅持走群眾路線的結果。群眾路線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是人民法院的根本路線，并始終指引著人民法院的一切工作。因此，人民審判工作必須以群眾路線為指引，在思想上尊重群眾，在感情上貼近群眾，在行動上深入群眾，在工作上依靠群眾。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生教授演講的題目是“從幽微到輝煌：中國新民主主義法治成功之經驗”。張生教授在演講中從法治的社會基礎分析了新民主主義時期國共兩黨在民主憲政、民生保障和司法公正三方面存在的差別：在法治的社會基礎上，國民黨奉行的是“國家推動立法，自上而下動員”的精英路線，共產黨采取的是“團結絕大多數人民，以新民主主義憲政為基礎，以解決根本性社會問題為出發點”的群眾路線;在土地制度方面，南京國民政府雖在《土地法》中有平均地權的想法，但并沒有付諸實踐，而共產黨通過政策和法制結合的方式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方面，國民政府對“張靈甫案”和人民政權對“黃克功案”的不同處理體現了兩黨在司法公正方面的存在差異。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的群眾路線是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憲政得以從幽微走向輝煌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馬小紅教授通過對董必武法學思想的深入研究，探索了“法治”的應有之義。她認為，董必武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從革命立場出發，堅定地指出“革命就是廢除舊法律”。新舊法律的分水嶺不是法律形式，而是法律究竟是為人民而立還是為統治者而立，法律是人民權利的保障還是統治者的工具。董必武法學思想的核心是法治服務于人民，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理解法治的應有之義。

　　四、中國百年法治發展是在不斷告別舊的法律傳統中塑造新的法律歷史

　　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武樹臣教授認為，審視我們今天的法律本位，可以用“國家本位的公法觀和社會本位的私法觀”來闡釋，現在的法律所奉行的是國家和個人的雙向本位。他認為，自清末修律以來，近代中國的百年法治歷史是在不斷告別舊的法律傳統中塑造新的法律歷史。第一次告別是清末修律，通過西法引進，建立以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的個人本位的法律體系，告別了中國傳統的以家庭為本位的家族法;第二次告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對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告別，廢除了代表剝削階級的舊法統;第三次告別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法律開始真正成為保護權利的法律。

　　對于法律樣式的問題，武樹臣教授認為，自清末修律以來，我們開始吸收和借鑒歐洲的成文法模式，逐步擯棄中國傳統的判例模式。事實上，清代大理寺在審理各類案件時，積累了豐富的判例傳統。這一傳統被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和相關的判例所繼承，并帶到臺灣地區。2011年，我國宣布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這是成文法意義上的法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開始推行案例指導制度，這是建立中國判例制度、完善法律體系的一次有益嘗試。